美国流行音乐的根源——山地音乐（中）,美国流行音乐史

20世纪初， “山区佬（Hillbilly）音乐”开始流行，它继承了山地音乐的风格：粗砺嗓音、弦乐主导、叙事民歌，随着录音技术与广播兴起，留下了不少录音，被视为乡村音乐的诞生。

Hillbilly主要指居住在美国阿巴拉契亚及延伸到密西西比河以东山区的居民，Hill是山，而Billy源于17世纪末定居在爱尔兰北部的苏格兰低地人，这些移民最早支持绰号为King Billy 的新教维护者、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在苏格兰方言中，billie也有家伙的意思。

二十世纪初Hillbilly的社会形象是：一个居住在山里、自由且不受约束的美国白人，他没有说话的忌讳，穿着随便，随时喝私酒，有兴致就会掏出左轮手枪。这个词带有荒野的浪漫色彩，同时也带些偏见的意思，成为一个出现在大众文化中的刻板印象。

随着社会变化，Hillbilly今天成为山区人带点自嘲或身份自豪感的称谓，表达吃苦耐劳、重视家庭、与土地紧密相连。美国副总统J.D. 万斯的自传《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成为现象级畅销书，探讨了白人底层阶级的衰落、毒品危机和贫困循环。

吉米·罗杰斯（Jimmie Rodgers，1897-1933）是最有代表性的hillbilly 歌手，作为铁路工人，他融合山地民谣、蓝调和yodel（真假声转换的吼叫唱法），在当时的Hillbilly文化中，铁路象征着跟外部世界的流动和连接。罗杰斯的形象不同于传统的山民，他代表了那种在铁轨上流浪、将城市蓝调带回山区的桥梁人物。

1927年，罗杰斯在著名的“布里斯托录音会议”中一举成名，随后创作了影响深远的《Blue Yodel》系列作品。其中，1927年的经典曲目《T for Texas》（即Blue Yodel No. 1）不仅展示了他独特的律动感，更开创了早期乡村音乐与蓝调跨界碰撞的新纪元，为现代乡村音乐的诞生奠定了基石。

1960年代《音乐之声》中的《孤独的牧羊人（The Lonely Goatherd）》在中国广为流传，电影中虽是反映德国阿尔卑斯地区的yodel 音乐，其欢快风格可视为对hillbilly传统的致敬，也显示了美国山地音乐的德国血统。

布里斯托录音会（The Bristol Sessions）被公认为“乡村音乐的大爆炸”（The Big Bang of Country Music）。

美国的唱片公司意识到南部山区潜藏着巨大的商业化音乐资源，1927年7月25日至8月5日，维克多唱片公司（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的制作人拉尔夫·皮尔（Ralph Peer）带着当时最先进的便携式电动录音设备来到田纳西州与弗吉尼亚州交界处的布里斯托。他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号召山里的歌手和乐手来试音。

皮尔承诺，录音不仅能当场领取酬金，还能从后期唱片销售中获得版税——这是当时非常超前的商业模式。重赏之下，许多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农民、铁路工人和家庭组合纷纷赶来。

这次录音会在短短几天内发掘了乡村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两个源头：一是吉米·罗杰斯（Jimmie Rodgers），他代表了乡村音乐中“流浪、蓝调、反叛”的一面，另一个是卡特家族（The Carter Family）：由AP·卡特、他的妻子萨拉和弟媳梅贝尔组成，他们代表了乡村音乐中“家庭、宗教、传统民谣”的一面。

梅贝尔·卡特发明的吉他弹奏法Carter Scratch至今仍是民谣吉他的基础。大家可以听下梅贝尔·卡特的女儿弹唱的卡特拨弦法经典，她和家庭以及乡村歌王 Johnny Cash 的故事拍成电影《Walk the Line（一往无前）》获得了 2006 年的奥斯卡奖：

在此之前，乡巴佬音乐（Hillbilly music）只是在偏远地区口口相传。布里斯托会议通过灌录和分销，正式将这些山歌转化为了覆盖全美性的商业。1998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决议，认定布里斯托为“乡村音乐的发源地”（Birthplace of Country Music）；上周我在离布里斯托只有 60 英里、蓝岭公路边上的 Boone 住了一天。、

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在 30 年代末期到整个40 年代，重塑了山区佬音乐的灵魂——从一种俚俗自嘲的山歌变为社会批判的艺术，他和 Pete Seeger， Bob Dylan 共同开创了美国民谣音乐时代。

伍迪出身奥克拉荷马州的欧扎克高原附近，他的青年时代正值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大萧条和黑色风暴（Dust Bowl）时期，下面这张中国人熟悉的照片就是黑色风暴的难民写照：

伍迪继承了山地音乐讲故事的传统，剔除了其中山区人的封闭和自嘲，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流离失所的农民和劳工，将山区佬音乐其转化为一种关注底层疾苦、反抗社会不公的叙事武器。他曾背着吉他在火车上流浪，二战期间参军，吉他上贴着著名的标语：“这台机器杀死法西斯”（This Machine Kills Fascists）。

1940年，伍迪来到纽约，遇到了制作人艾伦·洛马克斯（Alan Lomax）和忠实的终身合作伙伴皮特·西格（Pete Seeger）。由于厌恶广播里反复播放的《上帝保佑美国》，他愤而写下了《这是你的土地》（This Land Is Your Land），充满了对土地的深情，又加入了对私有制和社会不公的质问，成为著名的左翼政治武器和乡巴佬音乐的里程碑，今天是美国最知名的爱国歌曲之一：

1940年3月，在纽约一场为迁徙劳工筹款的义演（“愤怒的葡萄”音乐会）上，21岁的哈佛退学生、当时坚定的美国共产党（CPUSA）党员皮特·西格第一次见到了伍迪·格思里。两人的合作经历是美国当代艺术史上一段传奇故事，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皮特后来回忆说，伍迪是他见过最真实、最有生命力的人，他不仅向伍迪学习吉他打弦技巧，更学习如何用劳动人民的声音说话。

1940年底，他们与米勒德·兰佩尔、李·海斯等人组成了“年轮歌手（The Almanac Singers）”乐队。这是美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政治性的音乐团体，开了“抗议民谣”之先河。乐队成员几乎都是美国共产党员，住在纽约一个被称为“年轮屋”的公社里，集体创作，为工会罢工、反法西斯运动和民权事业歌唱。

他们使用了大量来自南方山区的Hillbilly音乐曲调，但填入了极其犀利的歌词。比如著名的《你站在哪一边？》（Which Side Are You On?）。皮特和伍迪曾一起搭便车、跳货运火车穿越美国。这段“在路上”的经历，让皮特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青年真正理解了伍迪笔下的泥土与血汗。

二人的性格和出身背景迥异，他们的合作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伍迪是个音乐天才，但他随性、混乱，经常把歌词写在烟盒或废纸上。他代表了Hillbilly 文化中野性的一面。

而出身于音乐世家，在康涅狄格州的顶级私立中学和哈佛上学的皮特则严谨、有条理，他负责整理伍迪的曲谱，录制唱片，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让这些歌在城市精英和学生群体中传播。

伍迪带来了泥土味的阿巴拉契亚山区唱法。皮特将这种音乐与他的五弦班卓琴结合，创造了一种更具号召力、更适合大众齐唱（Sing-along）的模式。他们成功地将“Hillbilly”这种带有偏见标签的区域性音乐，重塑成了代表美国普罗大众的“民歌”（Folk Music）。

皮特·西格在1940年代初期加入了美国共产党（CPUSA）。在此之前，他已经是青年共产主义联盟（Young Communist League）的成员。对西格以及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艺术家来说，共产党是美国最坚定支持劳工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参见《奥本海默和 ERP》。

西格在1949年前后逐渐疏远并退出了党组织。后来他解释，自己对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暴行感到失望，并意识到政党的教条主义限制了艺术创作。但在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时期，他仍被传唤至“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他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利，拒绝回答关于政治信仰的问题，这导致他被列入黑名单，在那之后的十多年里，从“年轮歌手”改组的织工（Weaver）乐队几乎被主流电视节目和媒体封杀，直到七十年代才重回舞台。

我在《乡村路，带我回家》文中写到的，八十年代中国乐迷熟悉的《On Top of Old Smoky》、《If I Had a Hammer》，就是Weavers 的作品，而皮特·西格写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We Shall Overcome》在六十年代是美国一代人家喻户晓的民权和反战赞歌，他的《Turn！Turn！Turn！》和《The House of the Rising Sun》被Byrds、Bob Dylan 等翻唱，也为很多中国乐迷熟知。

伍迪·格思里由于散漫的个性，没有正式加入过美国共产党，不过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Red 这里一语双关，指财务赤字和共产主义红色两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