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大学是纳税人建的，理应向社会开放。”原清华副教授郑毓煌的呼吁一出，迅速引发热议。支持者认为这是公民权利的正当伸张，反对者担忧校园秩序会因此失控。然而，若我们稍作冷静审视便会发现，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被框定在一个过于简化的二元对立中：开放就是公益，不开放就是自私。这种非此即借的道德叙事，恰恰遮蔽了问题的真正复杂性。

应当承认，郑教授的呼吁有其合理之处。公立大学的经费确实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即纳税人的贡献。大学作为公共资源，承担服务社会的职能亦属题中之义。疫情期间及过后，许多高校封闭管理，周边居民晨练、散步的便利被剥夺，这种“与社会隔离”的现象确实值得反思。

但是，“出资”不等于“拥有不受限制的进入权”。纳税人同样为军事基地、政府大楼、监狱出资，却鲜有人呼吁它们全面开放。原因很简单：不同的公共设施有其首要的核心功能。大学的根本使命是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校产的首要用途是保障这一秩序的平稳运行。将大学空间等同于公园、广场，是用一种功能的道德优越感，吞没了另一种功能的生存必要性。

更重要的是，郑教授的呼吁刻意回避了管理的复杂现实。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城市里，一所顶级大学的校园承载力是有限的。如果无条件开放，图书馆座位被校外人员抢占，实验室安全存在隐患，体育设施被长期占用，食堂排起长队——本校学生的基本权益如何保障？预约系统如何设计才能公平？人流量超限怎么办？出现意外伤害，法律责任如何界定？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郑教授只用一句“纳税人建的”就想一笔勾销，这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用口号代替治理！

由此观之，这场争论的真正症结，不在于“该不该开放”，而在于“如何建立一套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开放制度”。西方许多大学没有围墙，那是因为经过上百年的磨合，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社会契约，但是近年来欧美大学屡屡出现大规模安全问题！中国留学生在欧美大学屡屡被害，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吗？——公众尊重大学秩序，大学则以开放回馈社区。而我们面临的“信任赤字”，恰恰因为舆论场上充斥着将大学管理者描绘成“邪恶”与“自私者”的戾气。这种声音不是在培养信任，而是在摧毁建立信任的可能性。

因此，面对郑毓煌教授的呼吁，我们不必急于站队。应当承认其部分的合理性——大学确实有服务社会的义务；同时要警惕其话语陷阱——他将复杂问题简化为道德审判，无助于任何建设性的方案！一个成熟的社会，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工程师，而不是挥舞道德大棒的审判官。

当我们能就一个具体的预约名额分配方案、一个科学的限流机制、一个兼顾校内师生与校外市民的平衡方案展开理性辩论时，我们才真正迈进了现代化治理的门槛。大学开放之路，注定是渐进式的、制度化的，而非情绪化的、一蹴而就的。这，才是我们应当聚焦的真问题。